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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村落旅游開發路在何方：資源與現狀》一文中，作者對中國古村落旅游資源現狀及古村落旅游開發的主要形式進行了梳理。本文主要對古村落旅游開發的前景與可持續發展的機制進行闡述。

縱覽中國的古村落旅游開發，總體還處于起步階段。雖然不乏西遞、宏村、江灣村、皇城村、袁家村等旅游開發案例，但在2555個中國傳統村落中，旅游開發的比例很少。如云南有502個傳統村落，進行旅游開發的比例不足10%，開發尚可的古村落不到1%；貴州有426個中國傳統村落，進行旅游開發的比例不超過5%，絕大多數古村落還處于“養在深閨人未識”狀態。

制約古村落旅游開發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 交通閉塞，可達性差，在途時間成本高

“古村落之所以能夠在城鎮化的浪潮中保留下來，主要是因為交通偏僻而得以幸免。”一位古建筑專家如是說。

交通的閉塞，一方面使很多古村落成功躲過了城鎮化浪潮，另一方面也成為古村落旅游開發的直接障礙。偏僻的交通區位、落后的道路設施、薄弱的交通服務，導致游客的在途時間成本高、旅行舒適性差，大多數游客因此“望路生畏”。

2、 保護和修復前期資金投入大，開發經營壓力大

絕大多數的古村落，由于村集體資金非常有限、村民個體的財力非常薄弱，幾乎沒有資金投入古村落的整體保護與古建筑的修繕修復。

古村落的旅游開發，第一步首先就要進行古建筑的修復、村容村貌的整治、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完善，而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前期資金投入，超出大多數村集體、個人或企業的承受能力。

以旅游開發成功標桿的袁家村和皇城村為例，皇城村的旅游開發依靠村集體企業——以煤炭產業作后盾的皇城相府集團進行大量的先期投入，袁家村的旅游開發同樣依靠村集體企業——袁家農工商聯合總公司前期的大量投入。

如果沒有實力雄厚的村集體企業作為后盾，皇城村和袁家村的旅游開發將會是一個未知數。

與此類似的案例包括江蘇江陰華西村、江蘇張家港永聯村、浙江奉化滕頭村、浙江東陽花園村等新農村，先期都是通過村集體企業的資金投入來發展旅游。由于旅游開發起點高、旅游產品質量好，滿足了旅游市場的需求，旅游開發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3、 專業人才缺乏，旅游開發層次較低

大部分進行旅游開發的古村落，開發主體通常都是村集體成立的旅游開發公司。由于古村落缺乏專業人才，加上人才引進意識薄弱，人才引進力度有限，導致村集體旅游開發公司的旅游開發、經營管理人才奇缺，造成旅游開發的步伐非常緩慢、旅游開發的水平總體低下，難以適應客源市場不斷升級換代的旅游需求。

以筆者曾經多次考察的貴州黔東南州雷山縣郎德鎮上郎德村、下郎德村（當地稱為“郎德上寨”、“郎德下寨”）為例，在20世紀初剛開發旅游時，郎德苗寨以傳統的古苗寨風貌和原汁原味的苗族風情，曾經一度吸引了眾多境外旅游團（由國際旅行社組織）前來探秘，郎德也因此成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圣火在貴州省的五個傳遞點之一。

但是，隨著入境旅游者數量的下降、境外旅游團探秘熱的消退，村集體旅游開發公司沒有及時調整發展方向，沒有針對蓬勃發展的國內旅游市場需求進行新產品開發，郎德旅游走向下坡路，至今已經陷入停滯狀態。

4、 復雜的產權關系與相對不規范的營商環境

古村落旅游開發依托于古村落風貌建筑和人文環境，在村落保護、旅游開發、經營管理中，必然涉及到大多數村民的生產和生活，與村集體公共利益和村民個人利益有千絲萬縷的關聯。

由于旅游開發的公共產權界限難以界定，現代旅游經營管理對村民傳統生產和生活造成沖擊，結果，在旅游開發與經營中，村民與旅游開發公司時常發生矛盾和利益沖突。如何協調與原住民的關系，成為橫在許多旅游開發公司前面的老大難問題，也成為前提資金投入中非常大的“交易成本”。

以中坤集團為例，雖然與黟縣縣政府聯合成立了黃山京黟旅游開發總公司，又全資成立了宏村旅游開發公司，仍在十多年的經營過程中，村民主動帶游客“逃票”等爭利問題還是經常出現。由于古村落旅游開發涉及復雜的產權關系，加上古村落所在地區的營商環境通常不大規范，嚇退了很多有投資能力和投資意愿的外來開發商。

雖然制約古村落旅游開發的因素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會繼續存在。但是，古村落旅游開發的利好因素和發展機遇也在逐漸顯現：

1、國家領導重視和政策扶持

2013年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居民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按照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規律，“領導是第一生產力”，中央領導人對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的高度重視，促發了一系列上行下效的行動。

2014年4月，住房城鄉建設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財政部聯合發布《關于切實加強中國傳統村落保護的指導意見》（建村〔2014〕61號），確定北京市門頭溝區龍泉鎮琉璃渠村等327個中國傳統村落列入2014年第一批中央財政支持范圍，中央將撥付專項資金，鼓勵地方各級財政在中央補助基礎上加大投入力度，引導社會力量通過捐資捐贈、投資、入股、租賃等方式參與保護。

2015年全國旅游工作會議工作報告指出，“2014年國家實施美麗鄉村富民工程，七部門聯合發文在全國挑選出6130個重點扶持村開展鄉村旅游扶貧，與扶貧辦共同推進旅游扶貧試點工作……未來三年，全力推進鄉村旅游和旅游扶貧、旅游致富工作”。

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指出，要“建設美麗宜居鄉村”。

2、巨大的國內旅游市場和多元化的旅游需求

2014年，中國旅游業實現平穩增長，國內旅游人次約36億人次,比2013年增長10%，人均出游次數約2.6次。從1984年約2億人次增長到2014年的36億人次，中國國內旅游人次在30年時間增長了17倍。

根據2015全國旅游工作會議工作報告的預測，預計到2020年，中國從初步小康型旅游大國邁向全面小康型旅游大國，年人均出游次數到5次以上；到2050年，中國將實現從全面小康型旅游大國到初步富裕型旅游強國的新跨越，年人均出游達10次以上。

伴隨著國內旅游市場的提升發展，除了傳統的“吃、住、行、游、購、娛”六要素之外，“商、養、學、閑、情、奇”等旅游新要素、新需求、新業態、新產品不斷涌現。

中國傳統村落，特別是歷史文化名村，由于其保留了傳統的人文風貌和優良的生態環境，蘊含著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體現出中國人的根植所在，再加上其特別適合于自駕一族參與性休閑體驗的旅游目的地特性，已經越來越受到城市文化階層和都市青年旅游者的青睞，必將成為下一步旅游快速發展的新“藍海”。

3、高知群體的“逃離都市”和“自覺保護”

在高度城市化和快速城鎮化的同時，一批有理想、有情懷、有遠見的高知群體，選擇從城市“逃離”到鄉村，主動從“市民”變為“村民”，回歸傳統的田園環境和鄉村生活。

安徽黟縣碧山村的詩人夫婦就是一個典型。他們在“定居鄉村”的同時，發現和挖掘古村落的價值和內涵，將先進的理念和技術，以及資金和渠道帶進了鄉村，“文化自覺”地開展鄉村保護與文化傳承行動，成為古村落保護與開發的實踐者和推動者。

筆者的一位建筑師好友張弘先生，2011年在蘇州黎里古鎮收購了一棟廢棄的公共建筑，通過創意設計改造植入辦公、會所等新功能和新業態，邀請了藝術家、創意企業等入駐院子，建立藝術家工作室和企業辦公會所，并定期在院子內舉辦藝術品作品展，第一個鄉村文化旅游創意園——汾湖318文化大院由此誕生，開創了古鎮古村保護與開發的新模式。2013年9月，汾湖318文化大院獲得“2013世界華人建筑師設計大獎”學術獎金獎。

繼汾湖318文化大院后，張弘又在浙江省杭州市桐廬縣江南鎮深澳古村等古鎮古村開發系列318文化大院。

筆者的另一位好友——曾擔任政府官員、投資公司老總的楊建新先生，回到家鄉山西，對晉城高平市的中國歷史文化名村——良戶村進行整體保護與開發運營，以“藝術良戶”為主題定位，在保護古村落風貌和古建筑結構的同時，引入和開發多種文化、旅游創新業態，使千年古村落良戶又煥發出勃勃生機，被山西經濟日報譽為文化轉型的典范。

他還計劃以良戶村為模板，對晉城市及山西其他古村落進行整體保護與旅游開發，開創中國古村落文化旅游連鎖品牌。

筆者熟悉的江蘇一德集團，是一家不同于“土豪金”的文化型開發企業，幾年前介入黟縣秀里村開發，在保護秀里村傳統建筑和風貌的基礎上，開發了秀里影視村、文化精品酒店等新業態……

“物以稀為貴”，經濟學的基本規律反映在古村落上，同樣如此。一方面是不斷增長的鄉村旅游需求，另一方面是不斷減少的古村落數量，古村落資源正在變得日益稀缺。

分布在中國大地上的古村落，不但是旅游開發重要的后備資源，而且是被市場明顯低估的經濟資源。通過文化旅游的手段促進古村落的保護，通過經濟開發的手段釋放古村落的資源價值，構建和培育古村落內在的“造血機制”，可以走出一條古村落保護與開發有機融合的可持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