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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昆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時，國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概念幾乎還一無所知。

20年后的今天，中國已成為入選世界級“非遺”項目最多的國家。總體來看，國內非遺保護法律法規體系日趨健全，項目名錄日益豐富，保護水平持續提升，“活化”利用生命力旺盛。

在浩瀚無垠的中國傳統文化序列中，非遺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其20年的發展歷程，卻極為典型地濃縮了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產業從懵懂不自知，到逐漸覺醒、起勢、成長的過程。

這個過程里，有經驗，也有教訓；有絢麗，也有灰暗；有高歌猛進，也有跌跌撞撞；有個人的心血，也有時代的眼淚。

在覺醒的年代，從來沒有一帆風順。大歷史觀告訴我們，置于一段時間跨度之中去考察，歷史的進程時常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特點，其中的迂回挫折幾乎難以避免。覺醒即意味著向前看、向前走，只要向前，終見光明。

覺醒：從外部驅動到內生動力

“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概念，正式出現的時間比較晚，也就最近十幾年的事。

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建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決議，當時的概念里還沒有“文化”二字。2001年，評選出了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其中包含了中國的昆曲。2003年又評選了第二批，包含中國古琴藝術。

2003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自此傳播開來。此前評選的“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后來也被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

當時，這些名單并不是各國自主“申報”的，而是由聯合國的專家們在全世界范圍內反復研究甄選出來的。第一批只有19項，第二批28項。的確是優中選優。

兩次被選中，證明中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上有充分的優勢。也正是這種來自外部的肯定和驅動，讓國人開始更加聚焦地關注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問題。

但這并不是說，在2001年之前，國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沒有進行保護工作。在此之前，尚未誕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更常見的是以民間文化、民俗文化，少數民族歷史、語言、風俗、藝術等形式出現的。我國也在逐漸加強對這些傳統文化形態的保護，比如，2003年1月，當時的文化部和財政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文化藝術聯合會還共同啟動了“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

但缺乏一個集中的抓手，這些保護工作相對比較零散，保護效應也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2003年10月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通過后，為全世界所廣泛認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一概念，就成了該項工作一個最好不過的抓手。

《公約》通過后不到一年，2004年8月，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審議批準我國加入《公約》。同時，全國人大還把正在研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草案）》，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

自此，我國非遺保護傳承工作駛上了自驅的快車道。從外部驅動到內生動力，是一個非常迅速、流暢、水到渠成的轉變。非遺的進程史表明，一個更開闊的全球視野、更全面的世界視角，往往更有利于推動內部工作。這可能對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依然有極大的啟示價值。

制度：局部到整體，全國+地方

在我國非遺保護中，一直存在“官方”與“民間”兩條線。這兩條線是相輔相成的，很多時候也是相互啟迪、相互促進的。但同時應當承認，由于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非遺形態廣泛且零散分布以及制度體制的現實特點，自上而下的官方保護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非遺保護制度體系的建設是官方保護路線中極其重要的一環。站在20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線上回顧，這套制度體系對于整個非遺保護工作來說意義重大。

這套制度的建立過程有兩個特點：從局部到整體，全國與地方并行。

非物質文化遺產涵蓋面非常廣，包括傳統工藝、民間文學藝術、民間習俗、禮儀、語言文字等。非遺立法的過程也是從局部的保護開始的。比如，1997年，國務院頒布《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條例》，專門對傳統工藝美術的保護作出規定；1990年，寧夏頒布了《寧夏回族自治區民間美術、民間美術藝人、傳承人保護辦法》；1993年，江蘇省頒布《江蘇省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暫行條例》等。對局部項目的保護立法是一種積極的探索，從局部到整體的過渡也逐步提上日程。

在整體性立法過程中，地方性立法與全國性立法之間的關聯非常密切。2000年，非遺資源豐富的云南省出臺《云南省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條例》，算是開了先河。此后，貴州、福建、廣西、寧夏等省區也分別出臺了民族民間文化保護條例。

幾乎就在地方立法啟動的同時，全國性的動作也隨之而來。其實，早在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就開始就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立法問題開展了調研。2000年，全國人大、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在云南聯合召開“全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作立法座談會”，就國家和地方立法工作進行了研討，此后逐步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民間傳統文化保護法》（草案）。2004年，草案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草案）。此后，經過反復的研討、修改，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去掉了“保護”二字，內涵更為豐富，具有里程碑意義。

以非遺法為核心，非遺保護法律法規體系日趨健全。全國29個?。▍^、市）先后出臺了非遺保護條例，一些市、縣出臺地方性法規，有的針對特定非遺項目出臺專項法規。據不完全統計，“十三五”期間新增地方性保護條例37部。

名錄：厘清家底，也需擠掉水分

梳理非遺名錄，厘清家底，是一項重要又困難重重的工作。

困難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技術上的，要全面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種類、數量、分布狀況、生存環境、保護現狀及存在問題，還要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以及實物搜集等各種方式，對非遺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這是一項龐大而繁瑣的工程。

浙江省是國內第一個公布非遺名錄的。2005年5月5日，浙江省公布第一批省級非遺名錄，一共64項，包括36項民間表演藝術類，23項民間造型藝術和5項民俗風情類。

有意思的是，就在當年的5月下旬，中國藝術研究院還專門舉辦了一場“國家級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申報工作培訓班”。可見，申報的熱情、困惑和問題都已經逐步涌現，亟須引導。

2005年9月，海南省也公布了第一批省級非遺名錄。

200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第三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中國申報的“中國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和中國、蒙古國聯合申報的“蒙古族長調民歌”入選。

2006年5月，國務院批準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此后，一批又一批名錄公布，有42項非遺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名冊，位居世界第一。同時，建立國家、省、市、縣四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體系，認定代表性項目10萬余項，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共有1557項；認定各級代表性傳承人9萬多人，其中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3068人。

成就是斐然的，但同時也引出了名錄認定中的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困難，那就是抵御誘惑、認定真正有價值的非遺項目。

隨著“非遺”逐漸成為一個金字招牌，在非遺項目的申報和認定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急功近利的亂象。比如，許多食品類的項目進入目錄，物質性很強，背離了“非物質”的原則。曾擔任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專家委員會主任的馮驥才曾感嘆：“中國那么大，每個地方的口味都不一樣，一一申報，非遺保護名錄最后就成食品大全了?！?/p>

這類亂象往往與商業利益緊密結合，不少企業、行業協會、地方政府等出于不同的利益考慮，越來越容易產生浮躁心態。因此，既要進一步重視非遺檔案和數據庫建設，也要有決心擠掉名錄的“水分”以及相關亂象，可以探索推出非遺的“退出”機制，這可能是下一步在追求數量的同時也需要去探索推進的。

利用：把握好尺度需要再次引起關注

二十年間，非遺的活化利用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與旅游產業結合，助力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成功實踐，走出了一條融入現代生活、體現當代價值、展現高質量發展新動能之路。數據顯示，文化和旅游部支持地方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扶貧就業工坊超過2000所，帶動項目超過2200個，帶動近50萬人就業，助力20多萬貧困戶實現脫貧。

其實，從單純談“保護”到提出“合理利用”，這一觀念的轉變也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在政策端也有一個嬗變的軌跡。

200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以及2005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主要談的都是保護，并未提及合理利用問題。

2006年第39號文化部令《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提出“利用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進行藝術創作、產品開發、旅游活動等，應當尊重其原真形式和文化內涵，防止歪曲與濫用”。這里面提到了對非遺進行開發利用的活動，但主要是從“負面清單”的角度提出了禁止性要求。

2011年通過的《非遺法》則在第三十七條中明確提出，“國家鼓勵和支持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特殊優勢，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開發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場潛力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這時的提法已經變成“鼓勵和支持”。

再次回顧這種觀念的轉變過程，仍然是有益的。如今，沒有人再會懷疑非遺的活化利用工作的重要性，“非遺+博物館”、“非遺+旅游”、“非遺+文創”甚至“非遺+演藝”等等都在積極推進。從單向“輸血”到自身“造血”，是一個保護傳承觀念的進步，而非遺與多產業的融合發展也正成為一個趨勢。

然而，正是立于這種時代氛圍中，倒是需要警惕過度的活化利用。尤其是一些地方將非遺與商業化捆綁得過于緊密，產生了很多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對于非遺活化利用起始就秉持的慎重、穩妥、逐步放開的態度，如今也應該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和再審視。

近期發布的《“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提出貫徹“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工作方針，還是可圈可點的。

氛圍：非遺概念深入人心

一些地方對非遺的過度利用從反面印證了一個事實，即“非遺”的概念和價值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廣泛共識，形成了一種人人喜愛、向往、追求的熱烈氛圍。

這種氛圍的形成，離不開20年來各個部門、機構與社會公眾合力對非遺進行的大力宣傳。

2005年7月，鄭孝燮等11名專家學者聯名致信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倡議中國設立“文化遺產日”。2005年12月，國務院決定從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中國的“文化遺產日”，自2017年起又調整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到今年已是第16年，每年都有一個主題。

在這一天，各地都要舉行各類宣傳活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一直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2021年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日，文化和旅游部開展了主題為“人民的非遺 人民共享”系列非遺宣傳展示活動，各省區市舉辦的非遺宣傳展示線上、線下活動達4100多項。

其他的非遺宣傳渠道和各類活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2006年開通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陸續舉辦的中國成都國際非遺節、中國非遺博覽會、全國非遺曲藝周等重要活動，以及其他官方與民間機構舉辦的各種非遺文化展覽、演出、研討會、藝術節等等，包括每一批次非遺名錄的申報和公布，都是對非遺的一種有力宣傳，促進越來越多的人了解非遺、熱愛非遺、參與到非遺的保護傳承中。

追問與展望：路漫漫仍待求索

雖然非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一些方面還有不少需要解決的問題。

比如，傳承人的年齡普遍偏大，目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已經有了認定與管理辦法，但省市非遺傳承人認定與保護還需要更健全的制度設計。同時，一些程序化的申報流程有時會將部分傳承人“擋”在門外。比如一些少數民族的非遺傳承人既不會講普通話，更不會寫字填表，無法申報。針對這種現象，應當有針對性的普查和解決措施。

前文中所提到的過度商業化等問題，也是非遺面臨的重要問題。一些打著非遺旗號的產品缺乏真正的文化內涵，往往陷入劣質的復制、流水線化的生產。而加強非遺代表性項目、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的管理，也似乎箭在弦上。

在合理利用道路上，非遺衍生品特別是涉及文化創意類的開發周期長、投入資金大，對其產生的知識產權又很難嚴格界定并保護?，F實中非遺衍生品的公共資源屬性和私有產權收益時常處于糾葛之中。

此外，雖然非遺的“覺醒”與保護已取得了很大進展，但相對于當代主流文化來說，仍然是規模小、影響力弱的“非主流”文化。許多非遺項目后繼無人，許多游客對非遺的熱情僅局限在景區里的曇花一現。

結合宏觀背景和整體形勢，從具體工作來看，未來非遺的分類保護、加強青年傳承人培養、非遺進社區、非遺序列中的傳統工藝振興、打造非遺的品牌傳播項目、推動將非遺融入國民教育體系等還是很有看點的，也會對非遺的可持續保護傳承產生長遠的積極作用；從服務國家戰略來看，非遺與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等會進行積極“勾連”，甚至也會“串聯”文旅部門正著力推進的黃河、大運河、長城、長征等四大國家文化公園，進一步深化其中的中國文化基因的研究闡釋，這應該是政策端樂見其成的。

覺醒之后的非遺，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易水文旅”（ID:T-newmedia），作者：周易水，原標題：《“非遺”二十年：一個文化保護傳承史上的“覺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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